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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2010年11月18日凌晨消息：通用汽车公司周三晚些时候公布了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招股价为每股33美元，预计筹资201亿美元、最多筹资231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IPO。

      根据扩大后的IPO规模计算，十八个月前向其投入救助资金的美国财政部、加拿大政府、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都将不同程度减持各自的持股比例，套现退出，美国政府还向加拿大建议，希望该国能在此次通用IPO中减持更多的通用股份，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加拿大政府的拒绝。加拿大方面认为：如果通用股价在上市后实现上涨，超过每股33美元，那么加拿大政府持有通用带来的收益，将高于其出售通用得到的金额，从而可以收回更多的救助资金。

      将时间回溯到2008年底到2009年初，通用最低潮的时，其股价只有区区的0.75美元，市值不到5亿美元，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并退市。一个被资本市场抛弃的巨无霸弃儿，经过仅仅十八个月的时间重新上市并受人追捧，这一奇迹是怎样发生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对通用汽车的救助亦不例外。

      首先，经营巨亏、股价大跌，通用混到如此境地，这个责任一定要有人负。

      这就有了通用汽车前CEO瓦格纳像男人一样的辞职。尽管瓦格纳曾将通用从毫无竞争力的“渡渡鸟”变成了丰田和本田必须认真面对的对手；尽管客观上瓦格纳被通用的历史负担捆住了双手，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经营理想；尽管瓦格纳在面对危机时从不放弃，非常努力的游说着，但国会的政客们急于为美国制造业的失败寻找一个借口，在这种危机关口，瓦格纳显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替罪羊。在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通用之前，一定要给纳税人一个交代。所以美国国会严令，瓦格纳必须辞职，换句话说，也就是用瓦格纳的辞职，换来美国政府的“缓刑”、保住了100多万人的就业。瓦格纳这一辞辞的很值，通用复苏的功臣簿上应该有他的名字。

      救助企业，就要按企业的规则办。美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加拿大安大略省、美国汽车工会以股权形式共同出资入主新通用公司。

      美国政府作为控股股东就具有了合法制约企业权利和监督资金使用的能力，在救助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基本单元——企业的同时，为所投入的权益资本预留了退出渠道，保证了纳税人财产的不被侵犯。

      企业所处阶段不同，需要掌门人的特性也不同。在破产保护的整合期，通用需要一个稳健、圆融和行动迅速的新掌门人。喜欢绕开规章制度，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又不失稳健的韩德胜于2009年 3 月接替瓦格纳成为新CEO。韩德胜曾说：“从美国纳税人那里借钱，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悲哀的日子。而我坚信，职业生涯中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把钱还给纳税人。”在这一目标指引下，韩德胜以稳健、快速的行动推进着新通用的整合进程，来完成他为通用“割掉赘肉”的使命。

      当韩德胜的刀法稍显迟钝，董事会毅然将他解职，结束了他25年的通用履历和8个月的CEO生涯，尽管他在这一特殊时期功不可没。

      具有美国财政部背景的新通用董事长埃德·惠特克成了韩德胜的继任者，他的使命除继续推进新通用的盈利运营之外，规划新通用的IPO蓝图是惠特克的工作重点。

      这两任CEO在16个月的任职中，使新通用很快梳理整合了产品线，摆脱了困境，走上了盈利增长的道路。

      走上盈利增长道路，并不意味着可以自主经营，因为美国财政部还是控股股东。新通用希望尽快摆脱美国财政部的监管，美国财政部也希望尽快将纳税人的钱套现归还。所以，新通用上市流通就成了当务之急，谁来领导新通用的IPO进程？曾经在私募巨头凯雷集团担任高管的阿克森成了不二人选。

      对阿克森而言，接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通用汽车脱离美国政府的控制。

      从瓦格纳到韩德胜、从韩德胜到惠特克，在由惠特克到阿克森，18个月里，每一位CEO都在完成既定的“割掉赘肉”、盈利并制定IPO计划、重归资本市场的历史使命，同时美国政府作为控股股东的强有力监管也在这十八个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回顾救助之初，奥巴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做的这些投资不是因为我想花掉美国人民的税款，而是因为我想保护它们。……我们勉为其难充当起股东的角色——这是帮助通用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我们不是在运营通用——我也没有兴趣这样做。……总之，我们的目标是让通用自己重新站起来，不干涉如何处理问题，并尽快抽身出来。”

      历史性的看，奥巴马政府对通用汽车的救助是成功并多赢的，这一成功和多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赢。美国政府通过救助通用汽车，保住了100万产业工人的就业，保留了纳税源泉，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通过迫使瓦格纳的辞职和破产保护的过程，敲山震虎的震慑了其他企业和经营者。政府所付出的是：垫付了61%的股本和协调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政府垫付的资金，在新通用上市之后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套现回收。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爆发或经济动荡的时候，保护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美国汽车工业赢。通过这次破产保护，通用虽说失去了行业领导者的地位，但还是保留了美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保留优良资产的同时，甩掉了债务包袱，轻装上阵。事实已经证明，新通用公司通过这次破产保护的涅磐，无论在公司经营上，还是在品牌经营上都走的更好，因为它找到了公司的宗旨：一切以消费者为导向。

      其三，通用公司的职工赢。新通用的成立，保住了通用大部分员工免遭失业的威胁，笼罩在底特律上空的阴霾逐渐散去，富足和谐的底特律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其四，为世界应付企业重组建立了典范。理论界以工业化为分水岭，将人类社会划分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前工业时代的行为主体是政府主导，工业时代的行为主体是企业主导，后工业时代的行为主体是个人主导。在全球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的后工业化时代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这次美国政府对通用的救助模式设计，充分体现了后工业化时代国家操作工业化时代行为的娴熟和科学。

      由于被救助的主体是工业化时代的代表，又处于经济危机中破产保护的特殊状态，救助模式既不能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也不可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选择了一种政府主导和监管下、按工业时代行为主体为企业主导的原理形成的救助模式。政府的主导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董事会监督中，而无论是“割掉赘肉”、增加盈利、制定IPO计划、重归资本市场等一系列行动都是在公司经营框架内完成的。在充分体现政府功过必究的处事原则和为资本服务、保护就业机会、以纳税人利益为己任的执政宗旨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强调了企业作为行为主体的不可替代地位。

      再来看看我国的救助模式，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财政投入了4万个亿的救助资金，拉动了近10万个亿的配套投入。投入的真金白银是一样的，而产生的结果却大有不同。原因何在？

      一、结构性矛盾使投资的负面作用突显。4万个亿的投资主要投向了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人们戏称为“铁、公、机”。两年来，高铁开通的典礼声你方唱罢我登场；高速公路的市际网络四通八达；机场建设也是此起彼伏。不同程度的缓解了我国运力紧张的局面。但是，矫枉不应过正，规划是行动的前提。

      由于我国政府尚未形成大交通的组织管理格局，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诸侯称霸，相互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京杭高铁运行创一趟列车只有一名旅客的世界纪录；朝发夕至的动车，使民航班次纷纷取消、公路客运更是形同鸡肋。我们常看到的是行业内的重复建设，但却忽略了同产业中的惨烈竞争。政府在理念上没有大交通部的概念，在管理上诸侯割据的结构，是造成这种产业上重复建设，运作上自相残杀，结果上投资浪费的主要原因。

      二、同是投入资金，决策的方式不同。财政资金的最大来源是税收，使用财政资金的决策机构是人大，这也是政府每年向人大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计划草案的原因。然而从预算管理的角度，决策机构在预算通过后，主要监督的应该是例外项目，而4万亿的投资正是这种例外项目。这么大的投资额度，却由于情况紧急而由政府直接做出决策。同样的面对紧急情况，美国却依然坚持参、众两院的批准程序，以至于前任财长保尔森为了尽快让救援计划获得通过，甚至在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面前单膝下跪，其心可见，但制约机制不可破。

      现代决策意识的特点有二，其一为有限理性，因为信息和知识有限，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最好的决策。其二为利益偏差，任何决策都是或主观或客观为部分利益集团服务，因而需要纠正和制衡机制。

      所以在决策上的民主和制约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在执行中的纠正也是必要的。而我们的救助计划即没有决策上的民主，又没有完备的制约，更没有经济上的纠正机制，可以想象这种建立在决策者主观良好愿望基础上的决策，科学性还有几何？

      三、同是投入资金，救助的目标不同。美国投入资金救助的是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惨重的、影响国计民生的企业。而我国大部分救助资金却流入了不需要资金、受冲击不大的国有垄断企业。真正受到巨大冲击的出口型生产制造企业却鲜有得到。

      四、同是投入资金，救助的方法不同。我国的资金是以财政投资的形式出现的，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联合起来突击立项，把救助资金当作唐僧肉，能瓜分多少是多少，哪管用得到用不到？，甚至频频出现了用这笔资金争当“地王”的现象。究其根本是这笔资金的无偿性使然。

      五、同是投入资金，监管的方式不同。美国资金的投入是以股权方式进入的，当然会行使股东权利，并直接或委托董事会代为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而我国的投资方式决定了资金所有者不可能进入或合法委托董事会代为监管，只能通过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这种形式无异于放着4万亿资金的诱惑无人看管，鼓励大家任意瓜分，然后去秋后算账，既不利于干部的保护，也不利于资金使用成效。更给未来埋下了层出不穷的问题和违规违法事几率。今后几年中处理这些违规违法事件所投入的公权成本又将是巨大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救助决策中的有限理性和利益偏差已经产生，中美两国同样的救助不同的结果也已显现，现在我们能做的是用制衡机制来纠正决策偏差，调整投资方向，前提是决策者要敢于面对并愿意这样去做。

      更为重要的是，要树立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的普世价值观，不要把机会主义的胜利当作“中国模式”来认识，看清国家所处的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地位，政府行为主导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发展，企业行为主导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流，个人行为主导将是远期的发展方向。